2018年，瓜地马拉，内战结束逾二十年，转型正义仍缓步推行。每一寸貌似平静的土地，都可能埋著亟待出土的无名遗骨，每一张缄默的母亲脸孔，都可能藏著对过去的事情想起来就会感到痛苦，因而不忍去回忆的惨痛过去。负责遗骨身分鑑识的青年，从一位马雅老妇人获知线索，在偏远山区的乱葬岗，或许葬身著从未谋面的父亲。不顾母亲与同事劝阻，他全心投入寻找，难以启齿的身世也将不测揭晓。没有气力用尽竭力呼喊的控诉，没有峰迴路转的情节，应对充满煽动性的大屠杀题材，《掘爱伤痕》以非常可贵的平实与简约，刻画下一代直视事实的勇气、倖存女性的伤痕与韧性。去掉外饰，还其本质回复原来的自然状态的力量，在坎城影评人週拿下SACD奖，更获颁金摄影机奖肯定。我们有强烈的责任感，要避免任何过度渲染，因为这是一个发生在许多瓜地马拉人身上的故事。塞萨尔狄亚电影的使命之于历史，不在于还原，重现甚至怀旧，而在于召唤，显影那些被胜利者遮蔽和掩盖的历史，给现在一个质询历史真相的契机。《我们的母亲》正是这样一部承载着电影使命的电影。2019年，危地马拉导演塞萨尔迪亚兹凭借该片一举摘下第72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同年10月，该片在第3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最佳导演和卧虎单元最受欢迎影片两个奖项。《我们的母亲》在短短的78分钟内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危地马拉内战的创伤和惨遭屠杀的玛雅民族的悲痛记忆，讲述了就职于法医学基金会的埃内斯托根据遗骸指认失踪人员，为审判发动内战军官一案提供证据。一天，他通过一位老妇的证词，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线索，展开了一场寻父之旅。电影的开场镜头非常惊艳。俯拍镜头下，埃内斯托将遗骸一块块复位，根据DNA拼凑出完整骨骼，并记录下受害人的信息。对遗骸的复位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复位，电影借由埃内斯托似乎提示着我们这是一个关于新世纪之子如何处理20世纪遗产的问题，更具体来说，是如何处理六十年代遗产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在其著作《极端的年代》（1994）中，六十年代被称为“极端年代中最为极端的年代”。美国左翼批评家杰姆逊